农业部原高官:我吃的你们都能买得到
自2015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,牛盾在国外履职一年。据他观察,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问题也有漏洞,只是国内媒体鲜有报道。去年我国进口了8000万吨大豆,国内大豆的产量却正在缩减。针对在国内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建议,牛盾认为,非转基因大豆和进口大豆不是替代关系。
北青报:我国大豆去年进口8000万吨,国内市场消费对进口大豆依存度达到80%以上。这样下去,未来不会有粮食安全风险隐患吗?
牛盾:我们有自信能保证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,目前无非是个别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。大豆只是单一的品种,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,国内对大豆需求量增大,所以要大量进口。从另一个角度考虑,为降低风险,我们进口多元化,进口国不一定限定在美国,还可以同阿根廷、巴西等国家开展友好贸易关系。其次,遵循市场规律,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,我们大家可以采取股份制、合作制等方式,在大豆主产国建立生产基地。
北青报:有来自农业界的政协委员认为,如果让东北部分地区也种植转基因大豆,国内大豆的产量和价格竞争力就上来了。
牛盾:中国的土地资源有限,大豆单产又低,所以要满足巨大需求量只能进口。美洲都是转基因大豆,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是高油大豆,而我们的非转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,后者要保证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特殊需要,比如做豆酱、豆腐。人们害怕转基因大豆存在风险,其实转基因成分没有在脂肪里,是在蛋白质里,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。目前也没有数据证明转基因大豆对人类健康有威胁。
国内没有批准生产转基因大豆,但是能加工销售。通过大豆振兴计划、经过种植培养面积调整,能大大的提升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。但是它和进口大豆不是一个替代关系。
北青报:有科学家不解,国内研发的转基因大豆无法转化为商业化种植,而国外种植的转基因大豆正占领中国市场。
牛盾:品种结构贸易的问题跟科学研究有一定联系,但不存在必然联系。国内也有研究转基因大豆,咱们进行安全评价时认为数据还不够,还需要更加多的比如代际数据。
我们吃的非转基因大豆经过5000多年的验证,但至今还有人对大豆蛋白过敏。一个品种的研发需要非常慎重。我们大家都认为安全了,就可以商业化。进口大豆也是经过国外很久的试验,并通过了中国的安全评价,拿到了中国颁发的安全评价证书。
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,牛盾总被媒体追着问:您自己吃不吃转基因食品?领导干部是否有?
本次接受北青报采访时,他很坦诚地回应:“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可以买得到。我保证,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。我吃转基因农产品,但一定是经过安全评价的。”
北青报:现在市场上非转基因产品标识特别醒目,以此吸引消费的人。可按照相关规定,不是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才需要特别标识吗?
牛盾:这是一个卖点,但这种商业促销的方式是不合法的,属于工商总局监管范畴。执法力量不够,就没能力全覆盖。
现在市场的力量太大了,只要得到效益,他就反过来标识。转基因技术出现仅20多年,代际数据一个也没有,所以人们有一些疑虑,觉得非转基因更安全能够理解。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慎重的态度,不是完全排斥转基因技术。
牛盾:转基因科普,农业部门也在强力推。但毕竟它属于高端生物技术知识,普及过程中还受到受众自身科技素养限制。此外,“挺转”和“反转”当下力量对比很激烈。
牛盾:这是我们的职责。农业部门必然不会支持其中一方,这样不科学。我们要按事实、法律和结果说话。现在,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说主管部门不把握机会,反对转基因产品的人就说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,更有极端言论讲,你们跟美国串通在一起我们听得多了。
北青报:为满足公众知情权,转基因标识管理是否应加强?此前还有专家呼吁尽快修订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。
牛盾:确实应加强标识管理。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施行10多年了,现在正在修订过程中,要进一步完善。如何更准确监管、如何让我们消费者有知情权及选择权、如何不造成歧义,这些都在研究当中。
牛盾: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。滥种就是违法,出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。不过具体调查过程很复杂,比如种子来自什么地方?怎么流出来的?谁批准种植的?任何人违法都不行。比如前些年的黄金大米事件,做科研的想要数据,其他人想要效益,最后查清楚了,证据确凿,违法人员都被绳之以法。国家没有规则不行,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,一定要受处罚。
我们希望,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,对大家都好。这样大家都能规范地依法地开展工作。好比你开车技术再高、再遵守交通规则,遇到碰瓷的,你总是躲避不过的。很多人会因为你有公权、有资源,就打你的算盘、拉你下水。权力寻租在哪儿都一样。
北青报:民众总是好奇,农业部领导吃的农产品和老百姓吃的农产品是否一样?他们吃不吃转基因食品?
牛盾:我的回答是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能买得到,我保证,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;我吃转基因农产品,但是一定经过安全评价的那些。
总理在此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,“重任千钧惟担当”。在政府勇挑民生重担的语境里,公众的幸福指数自然会不断上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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